《孟子》书中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名言，“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公孙丑下》）就是其中的一句，这句话强调人的作用有时候比天地的作用更为重要，大大凸显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具有强烈的理性主义精神，直到今天依然闪耀着思想的光芒。可是，孟子为什么要说这句话呢？仔细考察下来，我们发现竟然和当时流行的兵家思想有很大关系。
先秦时期有着非常发达的兵学，兵学领域中“天时”这一概念往往与时日占断之术有关，“地利”的概念除了作战时的地理条件之外，也涉及地理占断的内容。由于战场的形势充满了不确定性，战争的结果充满了偶然性，人们往往希望通过预测术以预知吉凶，从早期的龟卜筮占到“兵阴阳”理论的出现，都体现出浓厚的迷信色彩。“兵阴阳”理论是在阴阳学说影响下产生的军事理论和军事术数，孟子生活的战国时期，正是兵阴阳理论盛行的时期。此时“天时、地利、人和”的说法应该非常流行，天时地利人和再加一个，但是《孟子》为什么要特别强调“人和”呢？这句话里面实际上暗含了孟子等先秦诸子对于兵阴阳理论的否定和批判。，
先秦时期有着非常发达的兵学，兵学领域中“天时”这一概念往往与时日占断之术有关，“地利”的概念除了作战时的地理条件之外，也涉及地理占断的内容。由于战场的形势充满了不确定性，战争的结果充满了偶然性，人们往往希望通过预测术以预知吉凶，从早期的龟卜筮占到“兵阴阳”理论的出现，都体现出浓厚的迷信色彩。“兵阴阳”理论是在阴阳学说影响下产生的军事理论和军事术数，孟子生活的战国时期，正是兵阴阳理论盛行的时期。此时“天时、地利、人和”的说法应该非常流行，但是《孟子》为什么要特别强调“人和”呢？这句话里面实际上暗含了孟子等先秦诸子对于兵阴阳理论的否定和批判。
“天时地利人和”下一句：“燕可伐欤？”曰：“可”。出自《西江月·堂上谋臣尊俎》《西江月·堂上谋臣尊俎》宋代：刘过 堂上谋臣尊俎，边头将士干戈。天时地利与人和，“燕可伐欤？”曰：“可”。今日楼台鼎鼐，明年带。
一
天时、地利、人和下一句是三者不得，虽胜有殃。一、原文 孙子曰：间于天地之间，莫贵于人。战不单。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不得，虽胜有殃。是以必付与而囗战，不得已而后战。故抚时而战，不复使其众。无方而战者。
春秋时期以孙武为代表的兵家是回避攻城的，关于“地利”的总结也多为野战的经验。但当历史进入孟子所处的战国时期，城池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关键，攻城问题尽管艰难，却再难以回避，“地利”的概念也渐渐与城池的坚固程度联系在一起。这一时期的兵学著作也强调攻城的重要意义，例如《尉缭子·攻权》认为进攻敌国时要“栖其大城大邑”。银雀山汉简《雄牝城》根据攻城经验对城池的种类进行了划分，如依照《孟子·公孙丑下》所说的，“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这种“高城深池”应该属于难以攻取的雄城，居于雄城的守城者可以坐拥“前死后生”的地利。孟子所指出的，就是尽管拥有地利优势，如果得不到人心的归依，一样会走向失败。在对这句话进行了解释之后，孟子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在孟子看来，统治民众不用依靠疆域的限制，稳固国土不必依凭险要的地势，征服天下无须凭借强悍的武力，施政治国符合民心之所向，天下都会自然归顺，战争来临时也必定会取得胜利的结果。孟子之言，正是强调了“人和”在战争中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
天时地利与人和的下一句：燕可伐与曰可。诗词名称：《西江月·堂上谋臣帷幄》。本名：辛弃疾。别称：辛忠敏。字号：原字坦夫，后改字幼安号稼轩居士。所处时代：宋代。民族族群：汉族。出生地：山东东路济南府历城县。出生。
二
经过以上分析，我们发现兵家对于天时、地利的强调与兵阴阳学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从时代意义上来讲，兵阴阳学说如同一种颇具时代背景的知识图卷，既融合了一部分当时的天文学和地理学知识，又往往囿于知识的局限而寻求术数的阐释，从而归于迷信的窠臼。有一部分兵家与兵学著作非常注重这些术数规定，例如深受阴阳思想的影响的《孙膑兵法》以阴阳理论作为军事行动的指导观念，《行篡》篇说：“阴阳，所以聚众合敌也”，《月战》篇说：“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不得，虽胜有殃”，认为行军作战如果不符合阴阳术数规定，即便取得了胜利也会遭受灾祸。但也有一部分思想家受孟子等人理性主义精神的影响，尖锐地批判“天时”“地利”因素中的迷信色彩，清醒地认为人事才是战争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这一时期对于“天时”“地利”“人和”三者关系的集中探讨，把重点落在了“人和”上面。
《荀子·议兵》篇记载楚国临武君与荀子议兵，临武君认为“上得天时，下得地利，观敌之变动，后之发，先之至，此用兵之要术”，荀子否定了这种观点并指出“凡用兵攻战之本在乎壹民”，将凝聚民心作为取得战争胜利最根本的因素。荀子之后的韩非，对待兵阴阳采取了更为激进的态度，在《韩非子·饰邪》篇他以数例“凿龟数策”而未必取胜的战例说明“龟筮鬼神不足举胜，左右背向不足以专战”，指出想要依靠术数鬼神取胜，是最愚蠢不过的行为。战国末期尉缭子虽为兵家，但却坚定反对兵阴阳理论，他在《尉缭子·武议》篇中对当时用兵流行以阴阳术数求胜的行为进行了否定，“今世将考孤虚，占咸池，合龟兆，视吉凶，观星辰风云之变，欲以成胜立功，臣以为难”，在《战威》篇中他引述孟子“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进一步阐述了重视人事的观点，“举贤任能，不时日而事利；明法审令，不卜筮而事吉；贵政养劳，不祷祠而德福。又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圣人所贵，人事而已。”托名于太公的《六韬》成书问题较为复杂，但是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传承了姜太公的思想，《六韬·虎韬》有“将必上知天道，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反映出对天时、地利、人和三要素的重视，杜佑《通典》中保存的《六韬》佚文则体现了人事的决定性意义：“用兵者，顺天之道未必吉，逆之不必凶，若失人事，则三军败亡。”总而言之，这一时期思想家们对用兵要素的积极探讨，促成了兵家天时、地利、人和三位一体观念体系的建立，并且大部分思想家都坚定批判“天时”“地利”中不合理的阴阳术数因素，认为在战争中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人和”。
后面一句是：三者不得，虽胜有殃。意思是：三项条件缺了任何一项，即使能暂时取得胜利。出处：先秦·孙膑《孙膑兵法·月战》原文：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不得，虽胜有殃。是以必付与而战，不得已而后战。故抚时而战，。
中国古代兵学一向注重政治与军事的紧密联结，认为战争的成败取决于执政者能否实施赢得民心的政治举措，也就是是否合于“道”。例如《司马法·仁本》将“战道”归纳为“不违时，不历民病”，“不加丧，不因凶”，“冬夏不兴师”，认为不应在农忙之时或民众困顿之时发起战争，不在敌国有国丧或灾难时发起进攻，避免在寒冷的冬季与炎热的夏季用兵，将拳拳爱民之心彰显于字句之间；《孙子·计》篇说“道者，令民与上同意，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也”，将人民可与君主同心协力作为“道”的体现；《六韬·文韬》中指出“道之所在，天下归之”，认为政治举措符合道义，天下之人都会归附。在各类术数趋于泛滥的战国时代，孟子重申了“人和”超越“天时”“地利”的重要作用，强调“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正是古代兵学优良传统的体现。尽管兵阴阳理论体现了古人试图预判掌控战争形势的方式，但是由于其缺乏依据，难以经得起事实验证，必然会被时代抛弃。孟子等思想家以基于战争经验的现实考量和清醒认知，强调“人和”的重要意义，体现出了对人的地位的彰显以及对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肯定，彰显了现实主义的理性精神。这种理性精神即便在今天也给予我们深刻的启迪，那就是只有重视人民的力量，才是亘古不变的真理。“道”之所在，就是人民所在。
《光明日报》（ 2023年03月25日1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