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什么是诗歌？《毛诗·大序》记载，“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美学家朱光潜说：“诗是一种惊奇。”的确，诗歌以其丰富的情感、凝练的语言、美妙的韵律，元曲是什么，书写着中华文化的历史脉络，融入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本刊今天特邀三位学者结合自身诗词研究和创作的体悟，分别从诗歌的语言艺术与文化内涵、语言创新以及修辞手段等层面，讲述诗歌国度的诗意传承。
什么是诗歌？《毛诗·大序》记载，“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美学家朱光潜说：“诗是一种惊奇。”的确，诗歌以其丰富的情感、凝练的语言、美妙的韵律，书写着中华文化的历史脉络，融入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本刊今天特邀三位学者结合自身诗词研究和创作的体悟，分别从诗歌的语言艺术与文化内涵、语言创新以及修辞手段等层面，讲述诗歌国度的诗意传承。
元曲是白话文。元曲包括杂剧和散曲，《窦娥冤》就属于杂剧。杂剧就是戏剧啊，唱戏怎么可能用文言文，老百姓听得懂吗？元曲在民间流传，被称为“街市小令”或“村坊小调”。这种文艺形式本身就是民间流行，服务于几乎全文盲的。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诗的传统源远流长，遗产丰厚。无论创作、欣赏，还是批评、接受，诗歌一向都是中国文学长河的主流正脉。不学诗，无以言。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方式，诗性智慧渗透在中华文明的方方面面，是传统文化的鲜明象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华民族是一个诗性民族。诗性语言，与中华民族的审美文化彼此呼应，构成中国诗歌体用不二的整体。
1.一切语言的内核都是诗
文学是一种语言艺术，而诗歌尤其如此。中国诗歌的许多概念，在西方缺少相应的语词，如意境、滋味、兴趣、风神、气象，其根源即在于语言。所以朱自清在《诗的语言》中指出：“本质而言，诗歌不过是语言，一种纯语言。”一切语言的内核都是诗，而汉语是一种最富有诗意的语言，因为最适合情兴和意境的生发，若干汉字组在一起就能展现出朦胧、象征、暗示、含蓄等艺术魅力。
比如罗隐的《登夏州城楼》：“万里山河唐土地，千年魂魄晋英雄”，两行诗、两组意象，密集排列，缺少相关文化背景知识的西方读者往往不知所云。可是，若给关键的“唐”“晋”二字，增补一些背景知识和联想，意象和情思就会随着两句之间的互文关系，行云流水般渗透出来。
这里要引入一个诗家语的概念，即由于字数、格律和声韵等限制，诗家所特有的句法结构和表达方式；不同于散文等其他文体，往往更趋精练含蓄，语句叙述则变化多端，经常有跳动性。
读者在2021广州新年诗会现场参观。许建梅摄/光明图片
比如运用互文，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出塞》），白居易“主人下马客在船”（《琵琶行》）；运用紧缩，把两句的意思压缩到一个诗句里，其间的关系留给读者体会，像王维“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观猎》），杜甫“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旅夜书怀》）；还有活用，王安石“春风又绿江南岸”（《泊船瓜洲》），孟浩然“风鸣两岸叶”（《宿桐庐江》），王维“郡邑浮前浦”（《汉江临眺》），李清照“应是绿肥红瘦”（《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散文也经常使用词类活用这一修辞手段，但远不如诗词用得普遍。
更普遍的是运用省略，比如，杜牧“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赤壁》），两句之间省略表示假设关系的连词；白居易“上穷碧落下黄泉”“钗分一股合一扇”（《长恨歌》），“下”“合”后承上省略动词“穷”“分”；杜甫“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月夜》），“香雾”“清辉”后省略谓语。还有上下句之间语意须互相补足的，称“交互省”或“会意省”，如孟浩然“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山中问答》），从答话可推知问话内容；杜甫“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登岳阳楼》），实际是说，昔闻洞庭湖上有岳阳楼，今登岳阳楼观洞庭湖。
还有错位和倒装，比如杜甫“香稻啄馀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秋兴八首》），“啄馀鹦鹉粒”应为“鹦鹉啄馀粒”的倒置；李商隐《隋宫》“玉玺不缘归日角，锦帆应是到天涯”，把本应在句前的“不缘”“应是”插入句中。而王维“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香积寺》），正常顺序应为：危石边泉声咽，青松上日色冷。经倒装，泉声、日色更为突出，显得有声有色。
又如王维“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山居秋暝》）一联，实际语序应是“浣女归竹喧，渔舟下莲动”，因浣衣女子归来，才会在竹林外传来说笑之声，因渔舟顺流而下才会使河面上的莲花摇曳纷披。但仔细琢磨，王维诗句本意又不仅如此，其意蕴比现实生活中的因果关系要复杂得多。可以理解王维是先闻其声再分辨声音的来历和原因，先见其形再体悟莲动的起因。因此，其中既有平仄的安排，也有内容的斟酌。
2.诗歌是文化的一端
从《诗经》《楚辞》、乐府、唐诗、宋词、元曲，一直到现代白话新诗，中国的诗歌语言伴随着时代发展不断嬗变演化、发展创新，形成千姿百态的不同脉络和流派。其间，语言之体与文化之用，内外交相影响，互为两翼。
是文言的，与诗词一样有曲牌的。
诗歌的发展，既受到文化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同时也如镜子一样，反映着不同时代文化的光辉。一代有一代之文化，一代文化哺育一代诗歌。中国诗歌的发展，既源自内在语言形式的演化，也受制于不同时代政治生活、经济基础等硬背景的变化，而以文化心理为代表的软实力，正是其间起到重要作用的桥梁。
中国诗歌与中国文化，其间的反映、影响关系，有如水洒在地上，浸湿附近的土壤是水的本性，但被浸湿的程度则需要视土壤情况而定；又如发光体与反射体，在合适的时候，还会相互映衬。文化影响诗歌、诗歌反映文化的程度，有的较快，有的较慢；有的直接，有的间接；有的隐晦，有的显露，有的含蓄；有的变形，有的变质；有时是单一的，有时是多元的；有的是支配，有的是渗透；有的断章取义，痕迹俱在，有的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有的文化内容可以直接入诗，有的则需要通过作家的中介、过滤。有的是影响，有的则只是暗合；有的是交叉，有的只是平行；有的具有事实联系，有的只具有精神心智上的共通。因此其间未易轻断因果，只宜摆明条件。
第六届中国诗歌节在四川成都杜甫草堂举办。新华社发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最具典型性的文人代表，苏轼通过2700余首包赡丰富、变化万状的诗作，展现出一幅北宋文化绚丽多彩的清明上河图。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北宋文化精神中最为突出的两个方面——议论精神和淡雅精神，对苏轼诗歌产生直接深刻的影响，而苏诗的议论化和崇雅尚淡倾向，也反过来代表了北宋文化的这两种精神。
在北宋文化议论精神的影响下，苏轼诗歌反映出尚理的主动趋向，适时而深刻。苏诗中的议论俯拾即是，或全诗纯乎议论；或前面抒情叙事，咏物写景，篇末发表议论；或议论与抒情叙事、咏物写景交替穿插；或几种写作手法水乳交融，不分彼此。方法的多种多样和变化万状使苏诗中的议论视野开阔，容量宏大，雄深博辩，气象万千。其议论的题材大到宇宙时空，小到鸟兽虫鱼，广到社会人生，狭到碑刻古玩，雅到诗书画艺，俗到接物处世，近到花草木石，远到海外仙国，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如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其绝人处，在于议论英爽，笔锋精锐，举重若轻，读之似不甚用力，而力已透十分。”（赵翼《瓯北诗话》）苏诗以后，议论成为有宋代诗歌新的审美风尚。
以语言为体、文化为用的中国诗歌，尽管已有三千年的发展历史，但至今尚未止步，其生命仍在不断变化生长，继续“昭烛三才，辉丽万有”（锺嵘《诗品序》）。
曲嘛，就有点像地方戏，题材很杂，语言最为白话，所以比较浅显通俗，自然不是文艺青年们的最爱。元曲内容：分为散曲和元杂剧。散曲，顾名思义，作为演唱之用。内容通俗，句式灵活。著名的有马致远，代表作天净沙秋思 元杂剧。
回顾中国诗歌的历史，每一种体裁都有萌生、发育、成熟、衰老的历史。中国诗歌史，就是各种诗歌体裁和样式起承转合的生命史。从《诗经》之诗，到歌诗之诗，到《诗品》之诗，到诗余之词；由狭义的以齐言为主要句式的韵文，衍为广义的诗词曲等多种样式，涵盖乐府、五七言（还有四言、六言、九言和杂言）、古体和近体（包括律诗和绝句），以及新诗等，历经以赋为诗，以文为诗，以诗为词，以复古为革新，变文言为白话等各种翻新，诗体不断有新风尚，诗篇不断有新物什，诗人不断有新思想，诗论不断有新境界。
只要有人类的存在，诗歌就有继续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我深信，在中国这个诗国里，诗歌一定会复兴。
科举是文言文和白话文有区别的主要原因。文言文是古代流传下来的文章体，主要用作科举应试、奏章等正式场合；而白话文，在之前主要用作非正式场合。元曲和明清小说，是文言文和白话相间的，这些是文言文到白话文的过渡。到了。
《光明日报》（ 2021年01月31日05版）
于是便有了古文运动。今人在学习文言文时，偶或感觉诗词比古散文更接近白话，一是因为诗词是用来传唱的，吸收了很多当时的口语词汇，易懂好记；二是受格律限制，其句式变化较多，但古诗词仍然是文言，其文言现象一脉相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