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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六讲》王安忆 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作家王安忆的讲稿集《小说六讲》，整理自王安忆在香港城市大学所做的六堂公开课实录，原先出版的名字叫《小说与我》。
她从创作生涯的开端讲起，回顾了写作兴趣的源起、如何掌握小说创作的机要，也谈到了她的阅读史和在复旦大学讲授创意写作课的过程。
尽管是不厚的一本书，但其实已经浓缩了小说的面面观，“阅读与写作的关系”“类型小说”“小说文字”“故事与灵感”，几乎涉及了每一个小说爱好者或者写小说的都将面临的问题，她讲故事的方式带出机要，为小说祛魅。
在这堂课的最后，王安忆坦言自己对写作实践课程的目标制定并非培养出大作家。“你要问我文学有什么用，我真的回答不出来，它未必能有实际的功效，赚不来很多钱，也未必助你成名，即便赚钱和成名，也未必够平衡付出的劳动。可是，有一点是可以保证的——它很有趣，很有意思。我只想让同学明白：文学是很有意思的，可帮助我们发现生活。这是我数十年写作，仍无一点倦意的原因。”
（3）子部。《老子》《庄子》《孙子兵法》《吕氏春秋》《淮南子》等 （4）集部。《杜工部集》《李太白集》《全唐诗》《全唐文》《全宋词》《文选》《楚辞》《元曲选》《元杂剧选》《历代赋选注》等 研读其他著作 （1。
在关于类型文学的讲解中，王安忆坦言自己年轻时心高气傲，“只觉得它是通俗大众的读物，而自许是知识分子，多少有精英主义意识”，但经过多年的写作和阅读，又逐渐发现了类型文学的许多好处，并将其中一些思考放入创意写作课堂教学之中。
《小说六讲》
试读
类型小说的结构
我读明代李渔的《闲情偶寄》，却以为关于戏曲的论述大可移用于小说。《闲情偶寄》里的“词曲部”，总共六章，第一章“结构”、第二“词采”、第三“音律”、第四“宾白”、第五“科诨”、第六“格局”，其中最可应用于小说写作的是“结构”，依我看来，几可概括小说内容和形式、目的和手段、个人趣味和社会功效的各方面。
1、戒讽刺
我们的写作，要对得起使用的文字。
非是必须，不可随便动笔。
这是创造的价值，也就是艺术的价值。
“结构”一章排首位的是“戒讽刺”，我以为其实是讲职业的伦理，这话如何说？开篇就道：“武人之刀，文士之笔，皆杀人之具也。”接着一句为：“刀能杀人，人尽知之；笔能杀人，人则未尽知也。”然后特别强调了笔之杀人的严重性。
2、立主脑
中国的叙事传统并不担负思想的责任。
它更自觉的是，把故事讲得好听好看，即可读性。
明万历刊本《琵琶记》插图
第二节“立主脑”，解释为：“主脑非他，即作者立言之本意也。”应就是现代人说的主题的意思吧，但从以下分析看，“主脑”更在于情节，而非思想，说成主线可能更恰当。
这个“立主脑”告诉我们写小说要有一个主要的情节线，倘没有这条线，孤立看局部，再是精彩，也是“断线之珠，无梁之屋”。同时，也可看出五四启蒙思想后的中国文学和之前的区别。我读《闲情偶寄》，心想这“立主脑”是否包含着思想价值的内容，但很遗憾，只限于方法—怎样把故事结构得紧凑，又能衍生情节，曲折过程，丰富细部，最后自圆其说。这大约也可说是类型小说的基因缺陷，思想多是规范在当时当地的道统，即普遍价值体系里，不可能脱拔出去。李渔的“立主脑”，大约也从旁佐证一个事实：中国的叙事传统并不担负思想的责任，它更自觉的是，把故事讲得好听好看，即可读性。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原初起始，就是“类型”的性质？《红楼梦》则是一个例外，称得上方外之物。
3、脱窠臼
剧本古称“传奇”，似乎无奇不成剧。
3、元曲大家、名作。 元曲四大家:关汉卿《窦娥冤》、马致远《汉宫秋》、 白朴《梧桐雨》、郑光祖《倩女离魂》。 元曲六大家:关汉卿、马致远、白朴、郑光祖、 王实甫《西厢记》、乔吉《两世姻缘》。 元曲四大悲剧:关汉卿的《窦娥冤》,白。
所以又是叙事的立足之本，十分要紧，又十分难得。
六年级诗歌作文 篇1 我国是一个诗歌的国度,从著名的唐诗、宋词、元曲到写法洒脱的现代诗,这些好诗都让我们禁不住拍手叫绝。我们在学习古诗与现代诗的同时,也了解到了古诗与现代诗的不同之处———古诗有着较为固守定的语言形式与比。
第三节，“脱窠臼”，顾名思义，就是独创性。“新也者，天下事物之美称也。”将新意提到美学的高度。具体到什么是“新”，先定义“新”，即是“奇”，剧本古称“传奇”，似乎无奇不成剧，所以又是叙事的立足之本，十分要紧，又十分难得。他指出其时几出新剧，说是“新”，其实不过“取众剧之所有，彼割一段，此割一段，合而成之”。至于如何才能称为“新”或“奇”，李渔似乎也难提供有效的方法，但举出《西厢记》里“跳墙之张珙”，《琵琶记》里“剪发之赵五娘”，是前所未见，独其才有。可以见得，李渔所指的“脱窠臼”更在细节处，不像“立主脑”，针对情节的组织，承认有一定之规，就可教可学，细节却无有现成的入径，非出于独特的想象而不能得，所以，供传授的经验就也有限了。
4、密针线
大师，如托尔斯泰，往往不注意细部。
对一些代表诗人的作品进行系统研究和鉴赏。《元曲曲词鉴赏》《鲁迅诗歌研究》《毛主席诗词鉴赏》等。 达到目标:每人对某一专题有系统全面的鉴赏,能够美读 其三首以上的诗。 每人写一小论文,要求有新意。 第三阶段:古代散文美读时期。
而福楼拜，则严丝密缝，难免匠气重，所谓雕虫小技。
第四，“密针线”。李渔说：“编戏有如缝衣，其初则以完全者剪碎，其后又以剪碎者凑成。”显然，这一件已经不是那一件。这跟现代小说处理素材的方式倒有点相似，我想起英国女作家弗吉尼娅·伍尔夫写过很多批评文章，都非常独到，她曾经将《简·爱》和《呼啸山庄》放一处比较，大意是《简·爱》写的是爱情，《呼啸山庄》写的是生命力，这不是男女之间的爱欲，而是一个原始的自然力。这股自然力必须寻找到最强悍、最野蛮的男女，才足够它释放能量。
勃朗特三姐妹传记电影《隐于书后》剧照
相反，中国文人有着相当精致文雅的趣味，李渔对叙事艺术自有理想，参照物为元曲。倒不仅是本朝人总是崇前朝人，再隔一个半世代，晚清民初的王国维也是推元曲为上尊。不过，李渔又指出，虽然传奇大不如元曲，但有一桩，胜出一筹，就是“密针线”，具体说来，即“埋伏照映”。接下来的说法极有意味，李渔说这倒不是当时人有什么办法，而是“以元人所长全不在此也”。我以为可解释为“大”和“小”的区别，大师，如托尔斯泰，往往不注意细部，而福楼拜，则严丝密缝，难免匠气重，所谓雕虫小技。
元人是大手笔，李渔最推《琵琶记》，但在“密针线”一法上，他也承认数《琵琶记》不近情理处最多，然后一一列出，然而，瑕不掩瑜，元人的“曲”，胜过无数，可称压倒之势。大概这也是古人重诗词曲赋，轻叙事的关系吧。王国维推崇元曲也是在于“曲”不在剧情。不论如何，李渔还是很客观地认为，传奇，也就是戏曲，因有三个方面需要照顾：“曲也，白也，穿插联络之关目也。”曲，我们知道了，就是抒情段落，歌剧里的咏叹调；白，是对话；穿插联络，则是情节。从这里也可见得，中国的戏曲，到李渔的时代开始注重叙事，并且总结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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