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一个国家立国之本，是其得以发展的源泉，“李杜诗篇万口传”描绘出唐朝古诗的鼎盛，“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歌颂出宋词的魅力。
你可知与唐诗宋词齐名的元曲，又是何等的迷人？你可想知道宝玉与黛玉共读的《西厢记》又是怎样的风华？元曲究竟有何魅力，让来来往往的文人骚客驻足欣赏。
元曲是文学史上的瑰宝，在历史长河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就学术而言，元曲包括元杂剧和散曲，但我们往往将元曲分为唱词、动作、对白三部分，元杂剧与散曲都以北曲为演唱形式。散曲是元代文学形式，可传至今日，通晓散曲的人早已经寥寥无几，而且元杂剧的影响力远超散曲，元杂剧传承下来的体系更为完善，所以后人大多直接把元杂剧称为元曲。
元曲虽有规格却不死板，虽有清新绝艳之句，也有悲春伤秋之词，相较于唐诗宋词，元曲更能被大众接受，其简单易懂的词汇走出了世俗官僚，走出了文人墨客，直击百姓内心，深受大众喜爱。
如汉大曲、唐宋大曲、民间小曲等。狭义的曲则多指宋朝以来的南曲和北曲。元曲，或称元杂剧，是盛行于元代的戏曲艺术，为散曲和杂剧的合称。相对于明传奇（南曲），后世又将元曲称为北曲。元曲与宋词及唐诗、汉赋并称。
从诗经起，文学作品便讲究辞藻工整，唐诗多为四言、五言、七言等句式统一，律诗对平仄、对仗、用韵等要求严格，就算是风格迥异的宋词，也有其局限性，在历史的发展中，文学作品虽千变万化，却始终不离其根本。
就连科举一事，也以四书五经为主，看似饱读诗书的文人，实际上都是由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为满足百姓内心的激情，元曲便出现了。由此可见，元曲得以发展，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普通百姓希冀文化开放，二是文人墨客赖以放松心情，在这两个阶级的推动下，元曲一步步走上历史舞台。
元曲发展除了人文原因外，还有历史原因，不同历史状态下，元曲也有其不同的情愫。元朝立国后，军事政治急剧发展，没过几年便灭了南宋。诗词自古以来，便是表达内心想法的工具，这一时期元朝百姓内心极度膨胀，可普通百姓又不会吟诗作词，因此便有人将通俗的俚语引进诗坛。
加入俚语的诗词更赋有口语化，这也是元曲的开端。元朝逐渐稳定后，文化经济迅速发展，元曲不再是只在百姓口中流传，许多诗词大家也开始为其锦上添花。
元世祖至元年间到元顺帝后至元年间，元曲蓬勃发展，渐渐从口语化向专业化过度。元成宗至正年间到元末，元曲不仅讲究意更讲究形，散曲作家在辞藻上刻意加工，让元曲多了几分温婉优雅。
其中元杂剧中最出名的便是《西厢记》，其全名是《崔莺莺待月西厢记》，它讲的是穷困书生张生 （张君瑞）在普救寺偶遇相国小姐崔莺莺，张生对小姐一见钟情，却碍于门第之见，不敢追求。后来孙飞虎倾慕崔莺莺的美貌，率领军队围住寺庙，妄图强娶崔莺莺。
崔母无计可施之下，许出谁能解崔莺莺之围，便招谁为女婿的诺言，张生在朋友的帮助下智退孙飞虎，他本以为可以抱得美人归，唐诗宋词元曲，却不料崔母突然赖婚，甚至还想将两人逼迫成为兄妹。俩人两情相悦，却终究无法在一起，丫鬟红娘不愿看这对有情人被命运折磨，便多次为两人制造巧遇，甚至给俩人安排独处的机会。
在此期间，郑恒欺骗崔家二人，说张生早已经违背诺言另娶高门小姐，崔母一听，又生出悔婚的心思，让崔莺莺嫁给郑恒，幸好张生及时赶到，才阻止了这门糊涂婚事，曲终人不散，崔莺莺与张生这对苦命鸳鸯最后终于在一起了。
元朝时期，民风渐渐开放，百姓向往自由的心越来越活泛，追求自由恋爱的元曲便应运而生了。《西厢记》虽倡导爱情自由，可文中所写的角色，无论是崔莺莺还是张生，他们始终都受封建礼教的束缚。
崔莺莺虽敢于与张生私会，却始终不敢为张生放弃相府，张生虽没有因自己门第低而放弃爱情，却最终还是为了崔莺莺考取功名。
文中崔母一人，便是现实的代表，她虽爱自己的女儿却不愿将她下嫁给穷书生，甚至以她私定终身为耻。红娘便是先进思想的代表，她虽只是一个地位低下的丫鬟，却敢于挣脱封建礼教束缚，为小姐与张生二人制造机会。
这场爱情看似是两个主角的互动，实则是靠丫鬟红娘的主动制造机会。
元曲是元杂剧及散曲的总称，是元代文学的代表，与唐诗宋词并称。
相较与其它元杂剧，《西厢记》给人们描绘了爱情自由的蓝图，为崔莺莺与张生二人创造了完美的结局，与其说它是一部完美的元杂剧，不如说它是对抗封建的试水石。这块试水石以其含蓄的姿态，挑战“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爱情，夜宿古刹，偶遇佳人，相伴遥夜，缠绵缱绻，天明而别，试问谁能不羡慕这样的奇遇？
它让两个不同阶级的人安排在一起，让寒门子弟的内心得到满足，《西厢记》的风靡不仅是个人愿望的象征，更是时代愿望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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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唐诗、宋词并称的“元曲”，包括杂剧和散曲两种文学形式。杂剧属戏剧，散曲属诗歌，和词体式相近，都是按调填词，但词的定格一般不变，而曲一般在字数定格外，可以加衬字，较为自由，又多使用口语，风格明快泼辣，有民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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