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3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文化艺术界、社会科学界委员时强调：“‘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所谓为时为事者，就是要发时代之先声，在时代发展中有所作为。”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出自白居易写给好友元稹的《与元九书》。晚唐张为著有《诗人主客图》，将中晚唐诗人按作品的内容与风格分为六类，其中白居易被列为第一类诗人之首，号为“广大教化主”。他对白居易的这一评判无疑是非常有道理的。白氏获得这样的称号，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坚持“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创作原则。这一原则回应了当时文艺创作遇到的挑战，因其注重发挥文艺的基本功能，符合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而获得后世广泛的共鸣，在文学史和文化史上，都有极为深远的意义。
文章合为时而著 ,歌诗合为事而作.
我国在魏晋时进入“文学的自觉时代”，对文体、内容、语言等的反省与研究使文艺渐渐开拓出新的天地，为进一步走向繁荣奠定了基础。但过犹不及，片面重视形式、忽视内容的倾向一直存在，如六朝以来骈文讲求对偶、声律、用典、藻饰的特点，使其脱离生活，丧失了实用功能；诗歌在中唐出现了以“大历十才子”为代表的创作倾向，他们追求丽辞、精于雕琢，反映的生活较为狭隘，“窃占青山、白云、春风、芳草等以为己有”。而唐代自安史之乱后，已进入藩镇割据、朝局动荡、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的阶段，罔顾现实而空玩文字，自是背离了士人的责任，也扭曲了文艺的主要功用。于是中唐时期韩愈、柳宗元等发起“古文运动”，务求恢复文章质朴自由、言之有物的传统；白居易、元稹等发起“新乐府运动”，倡导诗歌承续《诗经》和汉魏乐府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功能。白居易论诗文的理论观点，歌诗合时而作，集中体现在他的《与元九书》中，除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他还以自身创作实践为依据，提出了一些与之相关的主张，如认为诗歌应“经之以六义”“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诗人应“志在兼济、行在独善”。
清代翁方纲在《石洲诗话》中评价说：“白公之为广大教化主，实其诗合赋比兴之全体，合风雅颂之诸体，他家所不能奄有也。”回顾中国古代文学史，那些获得崇高声誉的文学艺术家，如屈原、庾信、杜甫、陆游、辛弃疾、郑板桥等，也多是和白居易一样，为时而著、为事而作，“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即如陶渊明、孟浩然、李白等人，也是在发自深心的自由吟唱中表露高洁的情操，其作品同样是对特定阶段时与事的真切反映。文学史上也有远离社会生活、表现轻灵空寂个人情趣的一途，但究竟不是主流。事实上，中国文学自《诗经》、楚辞起，就形成了抒写人生、关注现实的传统，后经历代诗教的强化，遂成为民族的审美文化精神。这样的美学传统，使文学艺术总能反映人民的悲欢、时代的风云，成为裨补时阙、塑造民族灵魂的丰厚滋养。历史一再证明，如若脱离现实、远离人民，终将使创作走入死胡同，如明代前后七子中的一些作家，“但能守古而尺尺寸寸之”，执迷于泥古，过于重视法度格调，雕章镂句，终难有大的文学成就，也说不上有多少历史价值。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是唐代诗人白居易提出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出自白居易写给好友元稹的《与元九书》。晚唐张为著有《诗人主客图》，将中晚唐诗人按作品的内容与风格分为六类，其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切有价值、有意义的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都应该反映现实、观照现实，都应该有利于解决现实问题、回答现实课题。”这样的创作观念，正是对传统文艺精神的继承和提升。当前适逢改革开放取得辉煌成就的新时代，国家空前强盛，人民生活丰富多彩，中国精神、中国价值和中国力量为文学艺术家施展才华提供了无尽的可能，“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精神，自应被发扬光大，并被赋予与新时代相应的新内涵。
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是时皇帝初即位，宰府有正人，屡降玺书，访人急病。译文如下：因家庭贫困而又多事故，直到二十七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