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起源于南朝，形成于唐代，它的全面兴盛却是在宋朝。因其创作繁荣，艺术精妙，后人将其与达到诗歌艺术巅峰的“唐诗”相提并论。再加上紧追其后的“元曲”和“明清小说”，被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誉为“一代之文学”，是我国古代文学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也是世界文学宝库中不可多得的瑰宝。
词的产生首先得益于音乐在民间的广泛流传。在唐代，元曲评价，当时的都市里有很多以演唱为生的乐师，根据唱词和音乐拍节的需要，创作或改编出一些长短句参差的曲词，这便是最早的词了。从现存最早的“敦煌曲子词”中保留的大量作品可以看出，民间产生的词比出自文人之笔的词要早几十年。词首先是起源于民间的，这一点毫无疑问。
江南好
在唐代，因为民间词大都是反映爱情相思之类的题材，所以在文人眼里难登大雅之堂，因此它有了一个形象的称谓“诗余”。在当时，词的写作并不被重视，虽然像大诗人李白也写过《忆秦娥》、《菩萨蛮》这样的小令，但是成就远不及他的诗作；只有那些注重汲取民歌艺术长处的诗人们，如白居易、刘禹锡等人，才写出了一些具有朴素自然的风格、洋溢着浓厚的生活气息的词，如这首《江南好》：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似火，春来江水绿如兰。能不忆江南？
南唐后主李煜
柳永
北宋中期，柳永和苏轼在词的创作上首先实现了重大突破：柳永大力填写“慢词”，在形式上极大的拓展了词的表现空间；而苏轼则“以诗为词”，用恢弘豪迈的风格取代了“花间派”开创的靡艳浓香的婉约词风，开创了宋词的另一大流派——“豪放派”。词在内容、意境上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宋词遂正式摆脱了“诗余”的附庸地位，成为宋代发展最为成熟的文学样式，可以与“唐诗”分庭抗礼。
随着词在北宋的进一步普及发展，一大批卓越的文人以空前的热情，投入了词的创作。一时间名家辈出，“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并不是一句夸张的话。但是，尽管词的创作在语言上已经受到了文人的影响，而典雅雕琢的文人风格并没有取代通俗浅近的民间风格，词的创作依然保留着文人创作和民间创作两条轨道。
李清照：误入藕花深处
词发展到了南宋，无论是以李清照为代表的婉约派，还是以辛弃疾为领袖的豪放派，都达到了宋词艺术的巅峰。然而，自从南宋初年的这一批词人之后，宋词的发展陷入了空前的低谷，如同江河日下。在宋朝剩下的最后一百余年中，尽管也涌现了大量的词人词作，但是却再也无人能够超越李、辛二人的辉煌成就，在艺术境界上再也没有任何一点有贡献的突破。盛极一时的宋词，在这时显得步履维艰，就像中唐之后的近体诗一样，它也渐渐走上了没落的道路。终于在宋王朝彻底覆灭之后，一蹶不振，被后起之秀的元曲替代了它的风光，成为昨日黄花。
那么，又是什么原因导致宋词在漫长的曲折发展历程之后，在刚刚达到全盛时期不久之后，就急转直下走向没落呢？为什么它仅仅只是“一代之文学”，而不能继续它的辉煌？
书法：晏几道词
诱因之一：政治环境的持续恶化
这一状况正好说明了，在宋朝初年，统治阶级“偃武修文”的政策极大的刺激了刚从五代十国的动荡中安定下来的文人的创作热情，安定平和的政治氛围给了文人——特别是词人——一个展示自己、证明自己的机会，久被压抑的热情一旦释放到词的创作上，自然就形成了宋词“一代之文学”的鼎盛局面。上至皇帝臣工，下至黎民百姓，无不以填词为能事。举国上下一起发动，成就又安得不高耶？
苏东坡：何妨吟啸且徐行
可是到了北宋末年，政治渐渐腐败，朝政几乎全由一班奸佞之臣把持，闭塞贤路，陷害忠良，文学创作的客观环境已经大不如前。以苏轼为例，这位才华横溢的大家也曾一度消沉，借宗教哲学来麻醉自己、逃避现实；在这个万马齐喑的时代，大多数文人都选择明哲保身。因此，出世隐遁的思想一度甚是流行，中国佛教的重要流派“禅宗”正是在这一时期发展最快、影响最大，在许多文人的诗、文、字、画中，都可以找到这些痕迹。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所以，宋词的发展也因为政治黑暗的缘故，暂时陷入低潮。自从苏轼、秦观等人之后，只有周邦彦一人差强人意，但是他的创作也只是音律精美，格调却不甚高，只不过是为徽宗腐败的朝政粉饰太平，歌功颂德而已，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两方面，都很难说有什么特殊的建树。
岳飞文武双全
终于宋朝重文轻武的不均衡统治策略导致了恶果，因为北方女真民族政权——金的迅速崛起，宋王朝也蒙受了历史上中原王朝少有的耻辱——“靖康之变”——都城汴梁被游牧部落的铁骑攻破，昏聩无能的徽宗、钦宗父子也被金兵掳到北方，整个中原山河破碎，人民流离失所。这样的大规模战乱，使一直在相对稳定环境中平稳发展的宋词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词的创作空前萧瑟。后来，康王赵构在建康称帝，南宋的历史开始，方兴未艾的宋词才不至于夭折。在民族灾难空前严重的时刻，“复国”成了文人心中坚不可摧的柱石，支撑着他们继续创作。
这一时期，宋词的发展十分迅猛。婉约派女词人李清照南渡以后的作品，无论是从思想内容还是艺术成就上说，都达到甚至超越李后主亡国后的作品水品，也是宋词婉约一派所能臻至的极点。她的词，精工细作又风致天然，情感深沉真挚，天衣无缝，是后来词人高山仰止的顶点。
王国维说：“元曲之佳处何在？一言以蔽之，自然也。”体现“自然”之意的有直抒胸臆、雅俗共赏 元曲体现自然之意，指自然性情表达、自由灵活的句式，而非对韵律、格律的讲究。
与此同时，豪放派词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名篇佳作层出不穷，像抗金名将岳飞所作的《满江红·写怀》：
怒发冲冠，凭阑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
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就是创作于这个历史大背景下的呕血之作，以其高昂的爱国主义精神，慷慨有力的豪情语言，千百年来一直激励着每一个炎黄子孙，至今为人推崇。但是，在这时候涌现的豪放派词人中，辛弃疾无疑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个。
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
李白 李白（701年2月28日—762年），字太白，号青莲居士，陇西成纪（甘肃秦安西北）人，其先祖于隋末战乱逃至碎叶（今吉而吉斯共*和国托克马克附近），李白即出生于此。唐中宗神龙元年（705）举家迁居四川绵州，曾任翰林。
辛弃疾，字幼安，号稼轩。他虽然是一介书生出身，却胆识兼具，22岁那年，金兵大肆入侵中原，一心报国为民的他在家乡号召义兵两千余人，配合朝廷军队共抗强敌，嗣后在南宋为官。但是，南宋的统治者一心苟安，并不是真的力图恢复中原。很快，一心北伐的辛弃疾被朝廷打入另册，一贬再贬，“空将万字平虏策，换得东家种树书”，40余年间，或赋闲散居，或沉沦下僚，不得尽其才。“一腔忠愤，无处发泄”，不得不“自诡放浪林泉，从老农学稼”，借歌词为陶写之具。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的“一世之豪”辛弃疾，却被迫过着“宜醉宜游宜睡”，“管竹管山管水”的无聊生活。然而，“情郁于中，发之于外”，正因为这一特定的遭遇，使辛弃疾终于成为一代词宗，撑起南宋词坛的半壁江山。而这之后，刘克庄、张元干、刘辰翁等人，也大都有志难伸，只能将满腔复国的热忱倾吐进自己充满悲壮豪迈气息的词作之中。
”但是，周德清虽以四人并称，却并未命以“四大家”之名，另外，明初贾仲明为马致远作的吊词中又有“共庾、白、关老齐眉”的说法，庾指庾吉甫。关于这几位元曲作家的排列和评价，因人因时而各有不同。元代钟嗣成的。
正因为南宋一心向金国求和，贪于苟安的政策，最终断送了自己的统治，也使宋词无可挽回的一步步走向衰落。南宋之初，宋金犹在对峙，光复淮河以北大好河山并非没有可能，像辛弃疾、陆游等文人或起兵、或入幕，一心只要“还我河山”，还可以理直气壮名正言顺的向朝廷进谏出兵。但是随着志大才疏的宰相韩侂胄组织的北伐彻底失败，南宋被迫与金人签订“开禧和议”，再谈北伐用兵者，无异罪人；存有光复之念者，几同梦想。不必说一般人的爱国热情早已磨灭，就是像辛弃疾这样曾经向朝廷献过《美芹十论》的爱国文人，在这样长期消极的政治氛围中，也难免心灰意冷，志气消沉。陆游临死留下了“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诗句，可谓用心良苦。但是，昏聩懦弱的南宋朝廷，却满足于江南半壁江山的苟延残喘，甚至不惜屈膝求和，称臣纳贡，真是枉费了这许多志士的赤诚之心。
在那些陆、辛式的爱国文人成为过去之后，南宋词坛后继无人。随着时光荏苒，南宋的此人们只剩下了对过去的美好追忆和对现实无可奈何的叹息。表现在他们创作的词中，就是爱国的豪情、亡国的伤痛越来越淡漠，爱国色彩越来越灰暗，最后只剩下一副空虚的壳和脆弱浅薄的哀伤……
终于婉约词和豪放词的思想内容也越来越弱，艺术成就也越来越低，根本无望超越李、辛。后起的南宋词人，他们的成就不及北宋词人，他们所谓的创作，只不过是对前人创作的一种抄袭、重复而已。失去了北宋前期及南宋初期那样相对自由，相对活跃的政治环境，再要求这些文人推动宋词继续向前发展，重现昔日辉煌，可说是无能为力。
诱因之二：误入歧途的骚雅派
姜夔：二十四桥仍在
南宋另一位大词人姜夔，则在辛派词之外另立一宗。姜夔是著名的音乐家，能够自创乐曲，现存八十多首词中，有17首注有乐谱，大部分是他的“自度曲”，这是迄今仅存的一批宋词乐谱，是十分珍贵的古代音乐文献。由于精通音律，姜夔十分重视歌词与音乐的配合，有的作品还先写好词再谱曲，与一般“依谱填词”的作法不同，在文词与乐曲声情的配合上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姜夔为人性情孤高，作风清雅，不随流俗。姜词的优秀之作具有明静幽冷、清空深远的意境，是高度诗化的精神世界的写照。在语言风格上，他追求清冷的色调和瘦硬刚健的力度，既不同于传统婉约词的软媚，也不同于辛派词的雄放，在南宋词坛独树一帜，产生了很大影响。
A 试题分析：“文而不晦”“俗而不俚”说明元曲通俗易懂，面向大众，适应了市民阶层的需要，因此选A。点评：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的扩大，宋词、冤屈、明清小说日益呈现出平民化的趋势。
骚雅派是身受姜夔影响的一个流派，代表人物包括吴文英、史达祖、高观国、张炎、王沂孙等人。所谓的“雅”，在他们就是指反俚俗、反直露、反软媚、反浮艳、反狂怪、反豪放，虽然他们并非一味为了格律而格律，但是他们的格律就是为了追求“雅”，“雅”就是他们超越了一切的唯一的审美标准。虽然他们能以诗人的笔法入词，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和抒情手段，但是往往矫枉过正，为了追求他们心目中的“雅”，“他们走上了过于隐晦、细小、破碎、缺少开阔意境与开阔手段的道路，将宋词带到了一个狭小的天地，这对词的发展有起到了不利的限制作用”。
宋徽宗赵佶自画像
当初就是因为近体诗，尤其是律诗过分讲究“格律”二字的缘故，发展进入了低谷。自杜甫之后，鲜有律诗方面的名家名作问世。而此时刚刚成熟的词与之相比，优点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它的句式长短参差，打破了律诗每句必须相同的僵局，表现空间更加广阔；其次，词的韵辙更加宽泛，不必像律诗那样被平仄局限得丝丝入扣，有了更大的自由度，更加灵活；其三，词有大量长短不一的词牌可供选择，不必像律诗一样受字数的限制，表现容量空前。
其实，词本身就是起源于民间的，有些俚俗、有些直露、有些媚俗、有些浮艳、有些狂怪、有些豪放都是不足为奇的。可是，骚雅派要从根本上否定、反对这些词中最富生命力、创造力的成分，脱离现实，自然也就越陷越深，自掘坟墓。
诱因之三：散曲的有力竞争
词在起源之初，本来是合乐演唱的歌词，其作用类似于“乐府诗”，并且以民间创作为主体。后来，一部分文人参与了词的创作，虽然在提升词的意境、扩展词的容量方面大有裨益，词作日益典雅精致，渐渐超越了配乐演唱的原始功能，向单纯的书面文学方向发展，正式成为一种诗歌体裁。但是有利也就有弊，失去了“音乐性”这个功能之后的词，在宋金之际，面对北方少数民族如契丹、女真、蒙古相继入据中原时，带来的胡曲番乐与汉族地区原有的音乐相结合所孕育出一种新的乐曲时，渐渐就有力不从心的感觉。因为它已经被文人式的审美观改造的十分彻底了，那些来自民间的原生态成分已经被自诩清高的文人创作集团彻底抛弃。这样，逐渐和音乐脱离并且只能适应原有乐曲的词，在北方新出现的乐曲面前，既苍白无力，又很不合拍。
在这种情况下，一种新的诗歌形式——散曲——便应运而生，与已经日趋僵化的词相比散曲无疑更加具有优势：它的音乐性更加富有民间趣味，因此具有更加强悍的生命力；它的表现空间更加广阔，最单纯的散曲都可以取代词的地位，更不用说规模更为庞大、结构更为谨严的套数了。明代徐渭曾在《南词叙录》里曾对由乐曲的变化，导致词的衰落、“曲”的繁兴有过精辟的表述：“今之北曲，盖辽金北鄙杀伐之音，壮伟狠戾，武夫马上之歌，流入中原，遂为民间之日用。宋词既不可被管弦，世人亦遂尚此，上下风靡。”徐渭的这一看法大致是符合实际的：南方孱弱不堪的政治铸就了南方文人羸弱伤感的气质，他们的词也是软弱无力的，不再具有代表时代、代表文学前进方向的资格。他们最重要的文学样式，也就相应的缺乏竞争力，尤其是在刚刚崛起、如日中天的散曲面前，更是不堪一击。词被曲取代完全是符合优胜劣汰的自然规律的。
两宋诗词文章，东坡一人而已
写在最后
无论是婉约词，还是豪放词，在他们赖以繁盛的生存环境——政治局面——突然恶化时，依靠着文人的操守和顽强的民族精神，宋词不仅没有一蹶不振，反而突然爆发，在乱世中大放异彩。在经历了李煜、柳永、苏轼这三个接连的高峰之后，又出现了李清照和辛弃疾这样两座尖峰，实现了“一代之文学”的空前辉煌。紧跟其后的是姜夔、刘辰翁、张孝祥、张元干等一大批辉煌的名字，就是这些人，在一个王朝濒临破碎的时刻，依然续写了一种文化的辉煌。但是，长期的爱国热情、创作热情被压抑，无处宣泄，最终也只能暗淡的被历史湮没，真是“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更可叹的是，代表南宋词创作方向的骚雅派，朝着看起来正确的方向迈出了一小步，似乎宋词会得到更加充分的发展，实现更大的辉煌……可惜事与愿违，这关键的一步被时间证明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宋词，这个诞生于民间的骄子，因为背弃了生于斯、养于斯的土壤，日渐一日的憔悴枯槁，最终不敌它的孪生兄弟——散曲。而且，宋词恰恰是输在了原本自己最为擅长的音乐性上——历史真是很会开玩笑。
宋词之于唐诗，正如元曲之于宋词，两种主流文学体裁的竞争，有如生物界两种生命的竞争一样，总是能更好的适应环境的一方获胜，不适应社会发展趋势的，只能是被历史悄无声息的淘汰。大浪淘沙，对谁都是一样的公平。
